【导读】小色哥

今天起，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度治理议论中心公众号将连气儿三天推送《新闻大学》2021年第10期特稿著作。具体包括：《论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双重属性》（李良荣、辛艳艳）、《“底层主体性期间”：知道中国汇集空间的新视域》（郑雯、施畅、桂勇）和《重返对话：汇集群体极化风光化解旅途议论》（韦龙）。如需获取全文请参阅刊发杂志。

独揽东说念主语：

       本专题由三篇论文组成，意在向学界和业界的各人、同仁展示咱们新近的议论后果。三篇论文主题不同，但格调一以贯之：议论新闻传播业的前沿问题即当下汇集媒体的新实践、新变化。朱春阳教养在《议论的“画术”》（2020年第七期《新闻大学》卷首语）一口说念破地指出：咱们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论文“与行业实践渐行渐远”，我深有同感。本次专题的三篇论文也算是对他这一不雅点的复兴。

      我和辛艳艳的论文谈判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的治理，从互联网平台民营企业的特有制和看成社会基础性设施的寰球性双重属性登程，提议建立“国度—平台—社会”三方相互制衡的治理新架构。郑雯等东说念主的议论浮现：成为汇集上最大群体的底层网民，正在从“底层客体性”向“底层主体性”转变，底层群体也因此成为汇集空间的时弊意见群体，形塑着中国汇集公论场。现时，汇集的圈层化以及圈层化引发的群体极化、群体冲突也日益引发东说念主们的忧虑。韦龙的论文从对话表面的视角登程，以为重返对话是化解汇集群体极化的贫窭道路。

独揽东说念主：李良荣

摘抄

互联网平台公司也曾成为信息社会中一种社会基础性要素。新冠疫情暴发后，互联网平台不仅撑持着“在线经济”，“健康码”，也阁下着东说念主们的平方生活，成为社会治理的贫窭器用。目下，平台治理是全球性治理难题，列国也在积极探索治理之说念。本文指出，对互联网平台公司的治理，要充分意志到特有性和寰球性之间的矛盾：自然以反操纵为中枢的平台监管大致灵验防范其不绝推广，但容易堕入“一管 就死”的窘境；落实平台主体包袱自然不错强化互联网平台的自我治理，晋升其社会包袱意志，但特有属性决定了它在落实寰球性上存在显豁的短视问题。因此，对互联网平台的治理当深切把执特有属性与寰球属性之间的矛盾，从头范例互联网公司的职责领域，通过建立“国度—平台—社会”三方治理状貌，晋升汇集治理的当代化水平。

在当下的中国，东说念主们的生活、职责、学习、交流，谁能离开互联网？新冠疫情下出现的各种“云经济”“云会议”加深了东说念主们对汇集的依存关系，离开汇集不错说寸步难行。在互联网中活命，谁又能离开互联网平台？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地位不可撼动，不可或缺。互联网平台公司也曾成为一种社会基础性要素，在经济、社会领域展现出疏淡基础性乃至操纵性地位。 

当下由互联网平台操纵性地位所引发的互联网平台治理问题也曾成为全球关切的贫窭议题。2020年10月16日，好意思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历经16个月的走访，认定脸书、亚马逊、苹果、谷歌四家公司分别在酬酢汇集阛阓、在线告白、在线零卖、应用安设阛阓、 在线搜索、搜索告白阛阓等时弊业务领域领有“操纵权”，并用打压竞争者的模式抹杀其他企业的创新智商，随后好意思国司法部崇拜告状谷歌公司。该案亦然近20年来波及全球性阛阓的反操纵诉讼案。

在中国，针对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监管波澜自“蚂蚁金服”暂缓上市以来连续于今。阿里巴巴集团因实施“二选一”等操纵行动被处以182.28亿元东说念主民币的处罚；滴滴出行因波及国度数据安全风险被启动汇集安全审查，审查期间住手新用户注册。一系列事件标明，自然互联网平台公司借助技巧创新也曾成为影响全球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数字基础设施，关联词这种技巧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平台公司与公众、国度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对国度治理提议了严峻挑战。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中枢产业增多值占GDP的比重也曾达到7.8%（国度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互联网平台看成数字经济中枢产业的贫窭主体，其操纵性地位对于国度汇集治理当代化提议了挑战，若何强健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特殊属性，并探索一种新式的治理模式？这是本文要谈判的中枢问题。

一、文献征询：互联网平台的崛起与汇集治理当代化

平台兴起被以为是“数字改进”的三大标志性事件之一（Mcafee & Brynjolfsson， 2017），数字改进既是东说念主类福祉，也给传统社会治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一）技巧为基、信息为流：平台成为汇集权力结构中心

汇集社会中的权力状貌与信息的流动血肉连结，互联网最早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冲击，它看周到新信息渠说念挑战了机械复制期间所形成的信息操纵状貌。这一传播属性（或称之为弁言属性）在中国语境下改变了既有的国度与社会（公众）、社会中个体与个体、 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间的关系，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各人自我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Castells，2007）非常程度上取代了“各人传播”。在汇集社会里，技巧与信息的结合挑战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塑造了全新的汇集权力。一方面，汇集技巧镌汰了信息发布的门槛，对建立在掌执和操纵信息供给基础上的权力组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门槛镌汰导致信息供给过剩（沈逸、刘建军，2012）。

与信息流动的改变同期进行的，是社会组织智商的变化，即“互联网+”带来的再组织智商。何明升（2016）将这种再组织化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现存社会组织样态、结构、历程致使功能不得不适合汇集逻辑而被从头汇集化再造；其二，臆造社会组织成为原子化个体在汇集社会中的包摄；其三，跨越地舆、不限东说念主数、组织生动、行动万般的“线 上”组织通过线下推广的体式，实质性地改变了现实社会的组织样态和组织机制。汇集社会的再组织化所导致的终局等于将“去中心化”引向“再中心化”，唯独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是否能获胜达成“再中心化”归根结底取决于汇集空间中技巧背后所负载的信息鸿沟。这种信息鸿沟口头上放开了个东说念主取舍，但这种所谓目田的取舍是源自信息资源强势一方对信息残障一方的诱导（周辉，2017）。与此同期，信息的取舍带动着新技巧转变，技巧成为融入社会文化和平方生活之中的驯化之物（何明升，2016）。

平台的崛起从根底上说是借助技巧融入生活，带来全新的原始动机，信息流不仅是生活必需，也成为经济必需。从根底上说，“平台”更多代表经济真谛，是汇集产业中一种平台化规划模式，即由专科的平台开发商或运营商以互联网为基础，以汇集技巧为依托构建一个平台架构，为汇集用户提供集认证、支付、物流、客服于一体的一站式工作，吸引买卖两边参与到平台上来达成交游的一种贸易模式（周利华，2013）。

平台企业借助技巧发展不断增强整合和吸附智商，同期为了应酬狠恶的竞争，本钱、技巧和信息等资源在平台中的影响力日渐强盛，促使平台权力不断向外延展（王志 鹏等，2016），在社会转型中饰演系统性、结构性的脚色（姬德强、应志慧，2020），部分用户鸿沟达到10亿级的超等汇集平台更是一跃成为新期间的时弊信息技巧设施和具有强盛社会动员智商的寰球平台（方兴东、严峰，2019）。

（二）由“私”入“公”：汇集平台介入寰球治理

技巧上风、本钱加持和用户粘性，让汇集工作提供者也成为权力的主体。汇集空间中私权力的崛起，冲突了以国度和私东说念主二元主体辩认基础的传统权力结构，平台在推动贸易模式创新的同期，也在构建我方主导的游戏司法，变成一种“私权力”，冲突了公权力形塑的既有状貌，致使成为公权力主体的配合者（周辉，2017）。汇集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原来应由国度承担的汇集社会寰球工作和寰球政策，正在参与政府的传统社会料理职能（方兴东、严峰，2017），代理和介入社会料理（崔保国、刘金河，2020）。

汇集平台之是以大致成为重塑社会结构的“新规制者”（new governor）（Klonick， 2018），时弊在于传总揽理技能无法应酬汇集社会全新的权力架构，公权力只可通过请托汇集平台这一私权力才智进行灵验治理。对于公权力来说，私权力参与汇集规制的上风在于三点：其一，平台领有接近治理对象的上风；其二，平台掌执汇集治理所需要的专科与技巧；其三，平台不错克服国度统带方面的适度（韩新华、李丹林，2020）。

方兴东和严峰（2019）指出，公权力的让渡实践上体现了汇集社会中政府隔层监管难题，促使汇集平台成为事实上的平方监管者。跟着汇集治理的深入推动，公权力对平台的权力让渡也冷静通过法律或法则得以落实。举例，2012年12月通过的《世界东说念主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于加强汇集信息保护的决定》第5条就章程：“汇集工作提供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料理，发现法律、法则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住手传输该信息，选拔舍弃等处置措施，保存关联纪录，并向关联主管部门申诉。”（世界东说念主 民代表大会，2013）至此，“政府—平台—网民”的治理端倪基本成型。

（三）汇集平台治理的挑战：权力制衡缘何达成？

与传统真谛上的“料理”不同，当代国度治理的方针在于为了全体的利益而指导群众（Fornet-Betancourt et al.，1987）。所谓治理，本色上是范例着谁能参与生态系统 （participation），若何分拨价值、权柄与包袱（interaction），以及若何处罚纠纷 （resolution of conflict）的一套司法（Parker et al.，2014）。当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社会转型之后，强调以互联网的想维来进行国度治理，并服从轨制化原则、法治化原则、安全性原则、效率化原则（李良荣、方师师，2014），相持发展与治理两手沿途抓。

对于汇集治理来说，平台饰演着竞争主体（player）和阛阓递次吝啬者（regulator）两个截然有异的脚色（叶逸群，2018），既当通达员又当评判员的汇集平台究竟是否能规则领域，平衡好二者关系？事实上，范例真谛上的汇集治理，是辩认主体功能范围和相互作用领域，合理配置国度总揽、社会退换与网民自治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何明升，2016）。从政府、用户到平台，在这么的生态中，唯有让每个脚色皆有契机参与到治理方法中，不将包袱和义务十足推向其中的任何一方，才智在互动的过程中完成灵验治理（林华，2017）。

从目放学界共鸣来看，汇集平台享有的治理权力超出了其治明智商，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失范。这种失范是互联网治理状貌的“机制失衡”（赵玉林，2015）形成的，平台治理权力过大，并凭借创新上风、技巧上风、数据上风和本钱上风埋下隐患，一朝达成操纵权力和操纵利益的联动和共谋，将极大影响寰球利益和国度利益，挑战国度治理的当代化进度（方兴东、严峰，2020）。

对此，学界提议要优化现存汇集治理机制，从头注视平台的权力、包袱与义务，调治政策。举例，不错从头注视平台的法律义务，探索一种“受规制的自我规制”旅途，践行透明（transparency）、负责（accountability）、正派范例（due process）的中枢原则，结合政府监管与平台自律的优点（韩新华、李丹林，2020）；明确基于阛阓规制者身份产生的互联网平台包袱，区分复兴监管义务对监管机构产生的平台包袱，以及与规制阛阓的权力相应的对平台内用户的平台包袱（叶逸群，2018）。

另外，征询更多的是政府、平台和用户之间的权力制衡。举例，不错建立多元治理模式，政府融合指导，企业全面负责，社会无为参与，上风互补，协同共治（赵玉林，2015）；或者制定一种新的“数字契约”精神，承认平台领有者的特有财产地位，但同期强调平台的寰球性，由此形成权力证据和权力禁止的基本想想，最终落脚到权力制衡。这种新契约的具体达成方式可能性是公众均权，这是一种基于公众组织性监督、通过技巧的监管以及数据权属再分拨的决策（崔保国、刘金河，2020）；还不错将寰球治理与平台治 理结合，建构“政府—第三方—平台”式料理，通过指导具有寂寥属性的第三方参与到平台治理中，缓解政府与平台之间的博弈，促进协同共治和平台治理的平正、平正（方兴东、严峰，2019）。

说七说八，既有议论指出了汇集平台在汇集社会中的贫窭性地位以及在技巧、本钱赋权下所领有的治理权力，领悟了汇集平台介入寰球治理下形成的隐患和挑战，提议了相应的处罚旅途。关联词好意思中不及的是，上述处罚旅途并未对互联网平台本人所具有的智商极限进行阐释，也未能解释汇集平台究竟在汇集治理状貌中处于何种地位，其行动的领域又在那儿。对于看成社会治理配合者的互联网平台是否有两难之处，也未作念分析。而这些对于探索新式的平台治理模式至关贫窭。唯有厘清了这些问题，才智优化汇集治理的效用。

二、双重属性：互联网平台治理的表眼前提

（一）特有属性：互联网平台的基本发展逻辑

互联网平台公司具有杰出的“特有属性”。传统互联网的发展阅历了从国度控制到民间怒放的过程，从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的出现，到万维网的发展，解释了怒放是互联网的第一特点。这种怒放体决定了一个对技巧创新及应用落地具有钻研精神的东说念主，可能会成为期间雄风。在福布斯2020年全球富豪榜和中国富豪榜上，存在一致的风光，名次前十的富豪里面，近一半皆是互联网巨头的实践掌控者（如亚马逊、微软、脸书、甲骨文等国际科技巨头，又如阿里巴巴、腾讯、拼多多、字节跨越等国内互联网平台）。 

互联网平台公司之是以大致成为广大的钞票起原，凭借的是汇集技巧去中心化的伙同智商，这种伙同冲突了物理空间和现实时刻的适度，超越了传统的国度治理领域。借助信息基础设施的构建，互联网平台公司掌执了汇集社会的精髓——信息流动。自卡斯特以降，中外学者一致以为流动是主宰咱们经济、政事与社会瑰丽生活的发扬，而社会是围绕着流动构建起来的。在汇集社会中，流动着的信息成了价值所在，也成为一种本钱。信息之是以能成为本钱，有赖于两个要素：一是信息技巧改进使信息本钱有了赖以存在的物资技巧基础；二是本钱办法发展的势必终局导致信息成为了本钱（鄢显俊，2001）。 

伴跟着全球化，信息技巧产业也在中国生根萌芽。20世纪90年代，我国提议洋民经济信息化的政策想想，自后通过阛阓化篡改等政策的指导，不仅使我国信息技巧产业的跨国本钱运作智商晋升，也使一批富余活力和成长后劲的中小企业在开辟、创新贸易模式和发展新式业务等方面取得了权贵的事迹。咱们当今所庄重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新浪、搜狐等闻名互联网企业皆是在这一阶段起步的。借助技巧上风，互联网平台 以“中介”的方式达成信息的流动、匹配和交互，以技巧为媒不断激勉用户的信息需求，从信息搜索、电子商务和酬酢切入达成了操纵。

平台经济利用汇集技巧的节点化特征剔除了弥散的中间方法，达成了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分裂与再整合，从头规则了效率导向的“阛阓势能”。互联网平台看成撑持者和工作提供者，为供求两边提供了信息空间、撮合了阛阓交游、镌汰了交游成本、晋升了交游效率（李凌，2015）。在平台经济下，袒护在“长尾阛阓”里的潜在交游需求成为互联网期间利润收益的贫窭起原，用户会聚性越强，交游需求越可不雅，利润也越高。

从这个真谛上来说，平台最终指向操纵是势必趋势，技巧赋能孕育了平台经济的 “马太效应”，形成新的竞争风光。2013—2014年，跟着转移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传统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纷繁加入转移互联网行业，促使阛阓环境竞争愈加狠恶。各大互联网企业强强结伴，政策投资或并购基本完成，打造各自的生态圈。平台化壁垒冷静形成，行业状貌基本自若。互联网企业也从前期的用户抢劫想路向用户规划想路转变，存身各异化创新，加大用户流量变现的速率（中国互联汇集信息中心，2014）。

与此同期，为了保管操纵地位，互联网平台连续不断地加大资金参加。互联网企业通盘这个词生命周期皆需要相应的外部资金来保管连续发展（白骏骄，2014），不仅要阅历5-7年的“烧钱”成耐久，而况超等平台的永远发展需要自若、持久的资金参加，以应酬一忽儿万变的行业技巧更动和阛阓竞争。欧盟每年对全球46个国度和地区的2500家企业的研发参加进行走访（如表1所示）。连年走访数据标明，全球互联网平台的研发参加大皆在百亿、千亿欧元。在这么广大的研发成本眼前，本钱也看成一种适合技巧感性要求的参加方式被东说念主们接管（程晓，2017）。

因此，咱们不错看到，诸如BAT、字节跨越等民营企业，他们需要连续地参加大量研发资金，或者通过收购也曾占据一定阛阓份额或有后劲的新式业态，以保管其操纵地位。与此同期，阛阓操纵地位亦然这些互联网平台获取融资的时弊要素，尤其是互联网公司上市之后，平台化发展也曾成为法度政策。但是，咱们也要注目到，当互联网平台成长为一个具有操纵性的本钱力量时，它的短视也水落石出，尤其是在科技创新领域，本钱追求的是投资申诉率，因此，风险投资是本钱最为疼爱的方式，而一朝用本钱来催熟阛阓，将会导致经济运转递次的失范。 

从这个真谛上来说，信息本钱不仅不成灭亡本钱办法的危险，反而创始了本钱办法史无先例的操纵花样（鄢显俊，2001）。信息本钱不仅抢先搅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生态、新业态，而况在社会文化方面，凭借算法推选、汇集直播等技巧技能，达成了用户群体的圈层化传播。通过本钱推广，互联网平台以抢夺流量的方式确立我方的操纵地位，在最小的成本参加下获取了最大的融资利益。

（二）寰球属性：互联网平台的后天属性

互联网平台应该具有寰球属性，这早已成为共鸣。关联词，互联网的寰球属性并非如特有属性一般是自觉生成的，而是在社会各界的要求下形成的。 

从中国语境来看，咱们对互联网平台的寰球性默契与传媒业是雅致结合的。互联网降生之初被称为“新媒体”，这使得汇集治理与新闻治理有一种近乎自然的亲缘关系， 并顺利回荡为现实新闻轨制对汇集治理形态的亲和性制约（何明升、白淑英，2015）。新闻业的寰球属性是在党的宣传表面中确定下来的，看成党和东说念主民的喉舌，新闻职业是表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办法阛阓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明确了新闻业形而上的意志形态属性与形而下的产业属性，并形成了“职业性质，企业化料理”的治理模式 （李良荣、沈莉，1995），但在新闻业中依然是社会效益先于经济效益。而互联网平台的私营属性是其立身之本，与新闻业有着质的辞别。

互联网平台之是以具有寰球属性，有如下原因。第一，看成言论平台使网民有了政事参与和政事抒发的契机，影响了现实政事进度。从BBS、博客、微博到微信、抖音， 技巧赋权改变了专科新闻组织的议程树立权力，用户分娩不仅成为公论的贫窭内容，而况冷静成为新闻突发事件的第一信源。汇集平台在舆情演变与社会治理中起到时弊节点作用。这个节点带来的治理效用并非十足中立，而是从技巧应用器用转变为价值交流网 络（褚松燕，2015）。

第二，转移互联网发展要求下，互联网平台看成社会基础性要素不断浸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人的平方生活中。转移互联网的出现使“转移场景”成为可能，酬酢汇集千里淀下的用户数据，匡助互联网平台完善居品生态，形成多元化生态布局。互联网平台超等权力的内在逻辑和运转端正等于以应用汇聚海量用户、操纵用户数据，以此向新的互联网领域、传统行业致使传统寰球工作领域浸透和推广（方兴东、严峰，2019）。与此同期，海量用户数据又为平台的纵向细分和横向扩展提供撑持，本钱运作下的投资和并购为平台嵌套提供便利，平台得以升级为超等平台。总之，平台以个东说念主生活的深度镶嵌和与国度、阛阓、社会的伙同互动营造了一个平台社会（张志安、谭晓倩，2020）。

第三，互联网平台成为影响国度数字主权的时弊，汇集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颈技巧流、资金流、东说念主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贫窭的分娩要素和社会钞票，信息掌执的多寡成为国度软实力和竞争力的贫窭标志（习近平，2014）。汇集技巧的发展程度和安全程度是国度笼统实力的贫窭发扬，汇集领域的政事博弈亦然国度主权在汇集空间的投射。自5G技巧研发以来，中国在全球汇集空间的最初地位日益杰出，不仅在相干通讯技巧法度研发领域进入全球最初梯队，而况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也纷繁寻求通过 国际阛阓达成盈利。

三、互联网平台寰球性靠近的挑战

现时，转移互联网的发展使永远“在线”和随时“接入”成为广大个体的活命情景（张新宝、许可，2016）。跟着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跨国运营，它们又身处国际政事博弈的风波之中。不错说，互联网平台不再是某特定企业的私产，不管是技巧研发、数据资源、居品内容和传播价值，皆深切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成为国际政事状貌的贫窭变量。这种贫窭性和寰球性也曾超出新闻媒体等传统产业。

关联词，互联网平台能承担起如斯的重任么？谜底显着是申辩的。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从媒体属性来说，“流量”恒久是互联网平台预料内容分娩的主要价值法度，文娱化、媚俗化的内容导向容易形成“劣币终结良币”的不良生态，进而形成社会群体的扯破。新浪“热搜”作秀、豆瓣“影评”水军刷分、“饭圈”乱象等鲜嫩的案例充分体现了汇集平台容易将响应寰球评价的各种榜单异化成营销谋利技能，屈膝了寰球平台本旨担的社会包袱。尽管国度和网信部门屡次要求整改，但是仅依靠平台自身 的里面治理，是无法达到外界对它的要求。正如20世纪40年代好意思国新闻业碰到的问题一 样，尽管哈钦斯委员会发表《一个目田而负包袱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要求传媒业践行“社会包袱论”，但这种说念德要求对于贸易平台来说是贫困制约力的。于今为止，“社会包袱论”在西方列国仍然是空想，而非现实。 

第二，从贸易基础设施属性来看，互联网平台屡屡将用户的个东说念主行动数据转变为互联网金融数据，并以科技创新的口头阻挠金融风险。“蚂蚁金服”被处罚后，大型互联网企业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也被多方流露：互联网企业不仅形成操纵和不屈正竞争，而况在居品和业务领域上凭借技巧和平台上风突破地域和业务范围适度，形成无序推广。同期，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工作对象时常是传统金融机构覆盖不到的长尾东说念主群，若阛阓出现波动，极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周毅力，2020）。此外，这种系统性风险正不断催发、 诱导看成汇集原住民的青少年群体，通过过度授信、场景诱骗等技能促使部分莫得还款智商的后生东说念主提前消费，孕育不良风尚。 

第三，从国际政事博弈的角度来看，互联网平台公司不仅是企业主的个东说念主私产，亦然国度科技竞争力的中枢体现。在全球科技竞争的大环境下，互联网平台是国际政事博弈的前沿阵脚。2020年7月31日，时任好意思国总统特朗普暗意将禁止TikTok在好意思运营，第二天TikTok母公司字节跨越就地暗意同意剥离其好意思国业务，引发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等于字节跨越看成互联网企业在中好意思大国竞争的布景下是否有权决定TikTok的去留。

四、互联网平台公司治理的原则与窘境

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孝顺，功不可没。时于本日，互联网平台果决成为社会的基础性设施，若何平衡、处罚互联网平台特有制与寰球性之间日益突显的矛盾，已成为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时弊点。 

目下，国度对互联网平台的治理原则是落实“平台主体包袱”，即互联网企业看成汇集空间的主要负责东说念主对平台上发生的罪犯行动承担兜底包袱。这种“主体包袱”从实施效果来看，成心有弊。利在于明确平台应遵守平正性，弊在于这种治理授权可能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并扩大中小平台与超等平台之间的竞争智商差距（叶逸群，2018）。

从目下的举座架构来看，自然国度网信政策对平台的主体包袱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证据，明确治理要乞降具体举措，但在落实的过程中，平台自主制定例则容易越位。

（一）平台企业的主体包袱和治理领域

汇集空间治理模式问题，时弊在于哪个主体阐述主导作用，以过甚他相干方的所处位置在哪（李晓东、戴佳，2017）。互联网平台既然看成伙同政府与公众的时弊桥梁，那么对其治理当包含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以及平台自治。从国度网信办公布的各种法律、行政法则、部门规章、范例性文献、政策文献的文本看，互联网平台的主体包袱主要体当今技巧安全评估与预判、账号注册与范例料理、信息审核及范例传播、风险济急处置和未成年东说念主保护等方面，并以多种体式（区块链信息、即时通讯信息、信息搜索、 直播、跟帖辩驳、音视频、新闻信息、群组信息等）落实到多种平台（应用范例、论坛 社区、用户公众账号、微博客等）。

在政策文献指导下，互联网平台也曾成为仅次于国度和场地网信办等政府相干部门的主要治理主体，其主体包袱体现为以下三个层级。其一，工作国度治明智商与治理体系当代化的需要，为政府相干部门提供数据、技巧赞成。举例，为政府机关照章吝啬国度安全和考察罪犯等行动提供技巧赞成和信息安全保险；配合相干单元晋升政务信息发布和寰球工作水平，保险技巧撑持和信息安全。其二，工作国度空间生态治理需要，阐述信息内容料理第一包袱东说念主作用，领有正当权限对平台内容分娩者进行处置，处置技能包括警示教唆、适度账号功能、暂停信息更新、住手告鹤发布、关闭刊出账号、列入黑名单、禁止从头注册等（国度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其三，防护汇集空间安全风险，主动申报汇集安全审查，建立济急赈济机制。举例，技巧风险和隐患的预判赈济；对利用新技巧制作、传播、发布坏话实时选拔相应辟谣措施等。与此同期，组织和个东说念主不错通过社会监督的方式参与平台治理。

从治理收效来看，通过不断明确、细化互联网平台的主体包袱不错在一定程度上躲避平台的诸多问题。举例，自2017年6月施行《中华东说念主民共和国汇集安全法》以来， 各大平台均优化技巧研发和内容审核，本日头条2017年抽调技巧、居品、审核等部门的中枢东说念主员组成“汇集安全委员会”，利用技巧技能识别失误信息，同期加大东说念主力资源参加，在天津、济南等7个城市建立了越过一万东说念主的审核团队，建立技巧过滤、东说念主工审 核、盲审、复审的“四审”机制。目下，字节跨越已形成“内容审核中心”“灵犬反低俗”[1]和抖音“向日葵辩论”[2]三大机制，吝啬健康的汇集内容生态。 

尽管如斯，不成疏远的是，汇集平台所承担的主体包袱范围也曾超出了平台自身大致承担的智商领域。不管是技巧风险的排查整改，照旧内容生态的把控，平台皆无法合理把执寰球性的领域。不仅如斯，这种超出平台智商范围的治理，很可能助推超等平台利用“主体包袱”进一步巩固我方在寰球领域的上风地位。以信息审核和范例传播为例，平台是决定信息内容审核机制的主体之一，而不同平台之间的司法变化为非法信息 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空间（参见表2）。举例，微信公众账号的信息审核法度取决于账号主体类型，在不触及法律法则的前提下，经认证的组织类账号的信息发布模范较未经认证的个东说念主账号略宽松。一朝触发“非法”审核或被用户举报，相干信息将被自动删除，且无法申诉。与微信不同的是，抖音平台的短视频需要经过消重机制和双重审核（机器+东说念主 工）之后进行发布，当视频播放量达到一定层级之后，会触发第二次更为严格的审核。

比信息发布更值得关切的是平台对海量用户数据的利用。自然国度也曾要求平台不得过度汇集个东说念主数据，不得知道用户个东说念主信息，保险未成年东说念主等残障群体的数据，但是跟着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治理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也曾有学者暗意，新冠疫情下的 “健康码”是中国数字化抗疫的亮点之一，但是由于贫困体系性轨制规划，贫困基本的监管轨制和制衡机制，其内在的风险隐患亦然广大的（方兴东、严峰，2020）。

（二）落实平台主体包袱的监管窘境

自中共中央汇集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及中华东说念主民共和国国度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以来，国度把加强网信统筹和洽职责看成重中之重，以改变往日多头料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的治理状貌。目下，国度正深入推动中央、省、市三级网信料理职责体系， 但愿通过建立完善要紧技俩会商、贫窭事项和要紧决策督办等机制，推动网信职责“一盘棋”治理。尽管如斯，国度对平台（绝顶是超等平台）的治理依然存在监管窘境。

起始，互联网平台的反操纵监管仍处于探索期。前文提到，汇集平台的最大风险来自其阛阓操纵地位。自2020年起，以打击“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灭亡屏蔽网址伙同、促进汇集平台生态怒放为代表的反操纵措施不断推动，各汇集平台也纷繁表态将开展自查整改，促进数字资源有序流动。永远来看，若何利用适度的反操纵政策让耐久占据阛阓主宰性地位的汇集平台常态化地成立社会包袱，才是反操纵监管最空想的效果。 

其次，目下汇集生态治理中章程的各主体权责存在显豁的不平衡。以内容安全为例，2019年公布的《汇集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章程》，明确了内容分娩者、内容工作平台、内容工作使用者、汇集行业组织的相应职责，但相互之间的职责权力并不屈衡。平台在用户注册、账号料理、信息发布审核、跟帖辩驳审核、版面页面生态料理、实时寻查、济急处置和汇集坏话、玄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裁决权。比较之下， 内容分娩者和内容工作家对平台败落相应的制约，只可通过投诉、举报等体式产生影响。此外，汇集行业组织看成另一个主体，对平台加强社会包袱以耕作培训和宣传指导为主，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具体业务指导有限，多以居中联接为主，欠缺制衡权力，在治理主体中仍然处于较为边际的位置。

终末，三级网信体制的料理难以对超等互联网平台进行灵验监管。“属地化料理” 是目下平台治理的主要原则，关联词这对于场地网信办存在一定程度的挑战。对于中袖珍互联网平台来说，场地网信办不错通过专项整治、平方查抄等方式进行指导，若有不当行动不错实时踩刹车。但是，对于诸如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跨越等超等汇集平台来说，业务范围超越了单一层面的治理维度，凭借集中的用户数据和技巧上风大致成竹于胸进行“跨圈”发展，这对目下属地化料理的网信体制提议了广大的挑战。

五、征询与回来：加强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第三种决策

汇集空间是亿万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看成汇集传播中枢节点的互联网平台，既是新技巧基础设施的载体，亦然信息流动的载体。在广大的阛阓利益眼前，平台应该同期承担起与其利益匹配的寰球包袱。目下，针对互联网平台治理这一全球性难题，主要有如下两种中枢意见。

第一，对互联网平台业务进行分离或适度，倡导数字阛阓的充分竞争。2020年10 月，好意思国众议院发布了长达450页的走访申诉，认定脸书、亚马逊、苹果、谷歌四大科技巨头在数字经济竞争领域存在操纵行动。对此，走访申诉提议的针对超等平台的中枢建议，等于规复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并利用结构性分离（structural separation） 和业务界限适度（line of business restrictions）两大反操纵器用，促进万般化 竞争（United State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2020）。2021年2月，我国发布的《国务院反操纵委员会对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操纵指南》中，确立了一般原则和个案分析原则，用以认定互联网平台是否存在操纵契约、滥用阛阓主宰地位、规划者集合、滥用行政权力拆除或适度竞争等行动。不错说，反操纵成为规复阛阓活力、饱读动充分阛阓竞争的必要技能，但却无法处罚平台公司 深度浸透社会对寰球性的伤害。 

第二，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国有化。举例，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巧政策中心议论员菲 利普·霍华德在2012年时就提议应将脸书国有化，或者至少要在寰球产权或至少多数控股（public ownership and at least a majority share）的要求下，对它们进行改进 （Howard，2012）。这一想法大致开采当今灾祸的秘密保护问题，允许酬酢媒体阐述社会公益的信得过后劲，并迫使平台将有价值的数据用于要紧的社会问题。国内也有学者存在换取的号召。但从实践登程，国有化的治理旅途存在显豁不及：对于政府来说，对互联网平台尤其是超等互联网平台的国有化将销耗广大的财政资源，更贫窭的是屈膝社会办法阛阓经济的基本原则。

本文拟提议的第三种决策，即建立一个大致汇集“政府—平台—社会”三方资源且具有信得过监督权的互联网平台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落实“三三制”的成员组成，由政府代表、平台公司代表和社会各界网民代表共同参与，以完善汇集空间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状貌，强化社会的监督功能。互联网平台治理委员会组成经省（市、区）级 致使世界东说念主大皆准，具体职责及运转方式须制定职责笃定。其基本原则是，平台治理委员会只监管平台与政府、社会各方、跨国运营等相干的外部事务，以吝啬国度利益，承担相应的社会包袱，不搅扰公司诸如财务运营、东说念主事安排等里面运作，吝啬董事会对企业里面的决策权。平台的对外事务包括汇集安全、用户数据保护及利用、跨境运作可能波及的国际关系等等。该委员会有权对平台公司可能伤害社会寰球性和国度利益的要紧 14 阛阓经济行动提议质询，要求互联网平台逐个复兴，让监管大致跟上平台业务推广的按次，若有不当，实时刹车，幸免形成风险。对于社会各界盛大关切的争议性行动，治理委员会也应结伴社会各界东说念主士和科研院所的力量，第一时刻对平台公司履行社会包袱的 基本情况赐与走访议论，并向社会公开，保险公众的知情权，保证平台运营的透明度。 

咱们暂且把这个决策称作“特有制属性、社会化监管”。在一定真谛上，平台治理委员会并不是套在平台公司头上的“紧箍咒”，而是匡助平台公司躲避风险，和洽与政府、社会各方关系，替平台公司松捆、减负。互联网看成东说念主类生活的新空间和国度治理的新阵脚，不仅要落实汇集强国政策，而况要匹配适合汇集强国政策地位的治理决策。在深化互联网治理体制、机制的篡改过程中，唯有优化治理决策机制，将政府、社会、平台的资源切实生动转换起来，让多元主体充分阐述制衡作用，才智保证互联网平台寰球工作职能的落地。

（图片来自汇集）

注释：

[1]国内首款反低俗小范例，不错对笔墨或伙同进行索要、分词和语义识别，凭据算法则则输出分数、评级和论断。此外 还配置了反色情文本模子和反丧祭模子。识别准确率晋升至82%。 

[2]内容审核除外，还升级了未成年东说念主料理器用以及内容运营推选，对常识科普类、传统文化类视频进行加权推选。

作家 李良荣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度治理议论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养

作家 辛艳艳

复旦大学发展议论院助理议论员

版权声明

本篇著作发表于《新闻大学》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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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用格式

李良荣，辛艳艳.论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双重属性[J].新闻大学，2021(10):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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